第五节 关于环保的资料
發布時間: 2013-03-26
第五节 关于环保的资料

1.從喝純淨水想起
時下,飲用水正成爲一種潮流.盡管媒介不只一次地介紹過飲用水的種種弊端,但"飲用水"族仍然日益擴大.
饮用水不单单指纯水,还包括矿泉水,蒸馏水甚至太空水等等. 而我们喝着长大的自来水则成了相对的"非饮用水". 我们并不排除目前饮用水风靡,炒作起了一定的作用, 但它反映了当前水体污染的严重已经到了难以下口的程度.
有报道说:"据报道979年对全国798座城镇的调查, 全国日污水排放量为国为民258万吨, 其中工业废水占用819,生活污水占据199. 1989年对全国代表大会854个城镇进行调查,每天的排放量达365.3亿吨.其中工业废水达成协议5.5亿吨. 这些废水绝大部分未经处理就直接排放, 污染了江河湖海.
此外, 更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每个上海人面前.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,50年代中期(1958年)之前是一条水质清澈,鱼虾成群的河道,1962年水质开始受到污染, 1963年开始出现为期22天的黑臭期,1988年上升到场29天,占全年约2/3, 水质不合格江段占64.5km,占全长113.5km的56.99%.
水汙染的危害是不是不言而喻的.水體汙染,水質惡化對人體健康和人類生活,生産都帶來了嚴重的危害.
水是人類賴以生存的重要物質,潔淨的人能給人們帶來蔥茏花木,鳥語花香,恬靜舒適,美麗如畫的優美環境,給人們帶來甯靜,愉悅和和平.但是今天汙染了的水給人們帶來的是痛苦,恐怖和災難.爲了使生活更美好,讓秀麗的山水永駐人間,讓清水長流不斷,人們已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防止水汙染的重要性.
2.“環保風暴”
2005年,一場“環保風暴”在中國內地刮起,30個總投資達1179億多元的在建項目被國家環保總局叫停,其中包括同屬正部級單位的三峽總公司的三個項目。理由是,這些項目未經環境影響評價,屬于未批先建的違法工程。
環境惡化無路可退中國的環境問題並非始自今日。早在上世紀90年代,環境汙染問題就已非常嚴重。如淮河流域。在上世紀90年代五類水質就占到了80%,整個淮河常年就如同一條巨大的汙水溝。1995年,由環境汙染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875億元。
目前,中國的荒漠化土地已達267.4萬多平方公裏;全國18個省區的471個縣、近4億人口的耕地和家園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脅,而且荒漠化還在以每年1萬多平方公裏的速度在增長。
七大江河水系中,完全沒有使用價值的水質已超過40%。全國668座城市,有400多個處于缺水狀態。其中有不少是由水質汙染引起的。如浙江省甯波市,地處甬江、姚江、奉化江三江交彙口,卻因水質汙染,最缺水時需要靠運水車日夜不停地奔跑,將鄉村河道裏的水運進城裏的各個企業。
中國平均1萬元的工業增加值,需耗水330立方米,並産生230立方米汙水;每創造1億元GDP就要排放28.8萬噸廢水。還有大量的生活汙水。其中80%以上未經處理,就直接排放進河道,要不了10年,中國就會出現無水可用的局面。
全國1/3的城市人口呼吸著嚴重汙染的空氣,有1/3的國土被酸雨侵蝕。經濟發達的浙江省,酸雨覆蓋率已達到100%。酸雨發生的頻率,上海達11%,江蘇大概爲12%。華中地區以及部分南方城市,如宜賓、懷化、紹興、遵義、甯波、溫州等,酸雨頻率超過了90%。
在中国,基本消除酸雨污染所允许的最大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200万~1400万吨。而2003年,全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2158.7万吨,比2002 年增长12%,其中工业排放量增加了14.7%。按照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。以及污染控制方式和力度,到2020年,全国仅火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硫就将达 2100万吨以上,全部排放量将超过大气环境容量1倍以上,这对生态环境和民众健康将是一场严重灾难。
1月27日,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有人預言,如果再不加以整治,人類曆史上突發性環境危機對經濟、社會體系的最大摧毀,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出現在中國。
治理污染陷于两难有一种说法,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控制好环境,在环保方面的投入须达到GDP的1.5%以上。但这是在環境保護本来就非常良好的情况下,在中国,根据上海的经验,要真正有效地控制环境,环保投入须占到GDP的3%以上。而在过去20年里,中国每年在环保方面的投入,在90年代上半期是 0.5%,最近几年也只有1%多一点。环保是一种“奢侈性消费”,投入大,对GDP贡献小,因此,一些本应用于环保方面的专项资金,也被挪作他用。
目前中國在環境問題上進退兩難:再不治理,未來無法保障;真要治理,則需大規模投入,眼前的經濟又難以承受。
有人算過,雲南滇池周邊的企業在過去20年間,總共只創造了幾十億元産值,但要初步恢複滇池水質,至少得花幾百億元,這是全雲南省一年的財政收入。淮河流域的小造紙廠,20年累計産值不過500億元。但要治理其帶來的汙染,即使是幹流達到起碼的灌溉用水標准也需要投入3000億元。要恢複到20世紀70年代的三類水質,不僅花費是個可怕的數字,時間也至少需要100年。
違法成本低執法成本高就微觀角度說,在過去20年裏,國內制造業在無法依靠技術進步降低能耗、降低成本的情況下,只能朝兩個方面挖潛:一是工資,二是環保。最簡單的事,例如水泥生産,要達到起碼的環保要求,每噸水泥需增加8元成本,占水泥出廠價的5%。紡織業每年排放的廢水超過10億立方米,如要處理,則每噸需花費1.2~1.8元。提高生産成本5%。而絕大多數企業根本就沒有這麽高的利潤率。因此只能在環保問題上打遊擊:或是不建任何廢水處理設施:或是建立以後就當擺設,白天把汙水放到處理池裏,晚上沒人時就排放到河裏,這樣就可以節省一大筆成本。在市場的無序化競爭中,這5%的成本。往往就決定了企業的盈與虧、生與死。
而中國在環保執法上的兩高一低——守法成本高、執法成本高、違法成本低,也助長了這種傾向。通常的情況是,環保部門爲取證一件違法偷排事件,需耗費50萬元,而最終落到違法企業頭上的罰款,則只有區區5萬元,包括正在勁刮的所謂“環保風暴”。
一些投資數十億元的特大電站項目,違反環境評價擅自開工建設,最後的罰款也不過20萬元。區區20萬元罰款,對于一個投資超億元的項目來說,簡直是九牛一毛。這樣的處罰力度對違法行爲談何震懾力?因此《環保法》曆來被人稱爲“豆腐法”。
一場環保風暴將涉及數十萬家企業,由此帶來的結果必然是:大批企業的破産倒閉,大量人員失業,企業成本大幅提高,國內物價指數迅速地突破兩位數。因此,無論是宏觀成本,還是微觀成本,實際上都無法承受。
四個因素阻礙環境治理對環保部門在執法過程中遭遇的巨大阻力,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總結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:
首先,一些地方對科學發展觀認識不到位,單純追求經濟增長速度。一些高能耗、重汙染的小冶煉、小鐵合金、小化工等被明令禁止的項目,在一些地方竟然呈現蔓延的趨勢。
其次,部分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,片面強調簡化審批,限期辦理相關手續。而不管項目是否會存在汙染情況,只要來投資就批准,個別地方在建設項目環境影響審批中存在“首長意志”、“先上車,後買票”等違法現象。
再次,環評質量亟待提高。有些環評單位不堅持科學評價,不敢以客觀的事實和科學的數據說話,評價結論含糊,模棱兩可,將項目的環境可行性與否的結論推給審批部門,甚至極個別的環評單位弄虛作假,編造、僞造數據,或者隱瞞事實,嚴重影響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落實,使環境影響評價流于形式,喪失了第三方咨詢機構起碼的科學性和公正性。
最後,信息公開和公衆參與工作開展不足。我國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是政府主導型,以有限的政府力量去監管數量龐大的建設項目,顯然力不從心。
其實,環評法遇到的阻力更有背後的經濟利益在驅使。
中國是一個在環境上回旋余地極小的大國,又是一個在全球資源、市場基本被瓜分完畢後崛起的一個後起國家。中國沒有任何可能像某些先行國家那樣,等到環境惡劣到極點後再來治理。
但中國又是一個發展中國家,別人走過的先發展經濟、再治理汙染的道路,中國不可避免的也會走一遭。
世界各國的曆史已經表明,在經濟增長與環境變化之間有一個共同的規律:一個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,會有一個環境汙染隨國內生産總值同步高速增長的時期,尤其是重化工業時代:但當GDP增長到一定程度,隨著産業結構高級化,以及居民環境支付意願的增強。汙染水平在到達轉折點後就會隨著GDP的增長反而戛然向下,直至汙染水平重新回到環境容量之下,此即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,當年日本的發展過程就是這一規律。
毫無疑問,中國沒有可能跨越這樣一個重化工業時代。因爲中國的人口太多,國家太大,無法像芬蘭那樣,在本國制造業尚不發達的情況下,借助于全球化分工,直接進入高科技時代。
上世紀90年代末,筆者曾回過蘇南老家,小時候那種清清河水,坐著船就可到達四鄉八鎮的情景已一去不複返了。而令筆者吃驚的是,造成這種局面的主要因素竟然是最普通的生活垃圾。在中國,即使不發展工業,由人口增長帶來的汙染物,也足以使環境惡化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,即便是治理這樣的汙染,也需要大筆投資,需要有經濟基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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